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世界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拥有一个庞大且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例如：美国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德国的汽车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产品、半导体、造船产业等。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各类压力和风险点不断显现，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面对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必须充分发挥我国所具备的完整产业体系供给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抓紧补短板、锻长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截至2022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达到13% 以上，对产业发展的引擎作用愈发突出。预计至2025 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 的贡献率有望超过17%，一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将持续涌现。

目前，一些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安全性、空间布局和要素供给等方面仍存在难点、堵点。如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破解发展难题，在新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下变得尤为重要。

（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模仿创新为主，即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应用模式的创新，如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仿制药占大多数。2022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 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为2.54%。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6.57%， 与发达国家普遍15% 以上的水平形成了显著差距。其中， 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占比不足3%。企业对原创性技术研究的投入缺乏动力，部分企业呈现“轻技术创新, 重规模扩张”的产业低端化发展趋势。

二是技术创新缺乏合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突破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从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到协同制造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产业链各主体的技术合力。然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呈点状式发展，即各企业习惯于独立开展技术创新，缺乏对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的带动。一方面，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各技术单元对技术外泄的担忧阻碍了协同创新的开展；另一方面，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技术共生平台建设不足，导致各技术单元缺乏共同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三是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尽管近年来我国创新产出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2022 年，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80% 左右。一方面，技术研发和应用匹配度不足，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成果多为实验室阶段成果， 与实际市场需求缺乏足够的契合度，且现有成果评价体系多重数量、轻质量，缺乏完善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导致高质量的满足企业成果转化需求的科技成果产出较少；另一方面，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仍较低，技术转化缺乏充足的资金和人才要素支持，导致大量研发成果由于二次开发资金不足而难以落地。

（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有待提升

一是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愈发突出。2020 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32.4%，与世界科技强国普遍低于30% 的情况相比仍有差距。其中，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发达国家，部分龙头企业更是因关键核心技术“断供”遭受了巨大损失，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从表面上看，“卡脖子”是卡在了具体产品上，但实际上是卡在了产品背后的专利技术与基础理论上。

二是国际标准竞争处于弱势。标准国际化是推进制造业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众多贸易战的背后实质上是“标准之战”。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在标准制定上的主要话语权进行世界经济话语权的争夺。目前，全球95% 的国际标准由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 而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仅495 项，仅占全球国际标准总量的1.8%。在新兴技术领域，云计算、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分别被美国、德国和英国掌控，由此带来的“标准合围”和“标准锁定”，显著削弱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对国家安全的赋能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愈发密切。比如，俄乌冲突中，运用了空天信息网络和无人机；欧洲能源危机中，突显了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产能的迫切性；美国对中国技术的遏制中，涉及高端装备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随着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愈发严峻，利用新兴技术保障国家安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挑战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需求。

（三）产业空间布局有待优化

一是产业布局重点不突出。一方面，我国各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产业布局时存在较严重的“跟风”现象， 未能充分考虑本地产业基础进行合理定位，部分出现“撒胡椒面式”的产业全覆盖布局现象，由此导致产业发展普遍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未能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另一方面，严重的趋同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出现部分产业产能过剩， 另一部分产业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不均衡现象，对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二是产业集群水平不高。“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布局重点转向区域集群建设，但目前距离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大差距。一方面，龙头企业的带动性不强，部分产业尚未形成能够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的链主企业，导致各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作和资源整合，同时部分集群仅为同类产品企业横向集聚，缺乏上下游纵向延伸，产业链短链、缺链、断链和弱链现象突出；另一方面， 产业集群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特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高度要求，使得资源禀赋丰厚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形成了包括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京津冀生物医药、粤港澳数字创意等区域产业集群。然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水平和资源要素上的劣势，在培育和招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面临较大难题，新兴产业集群水平亟需提升。

（四）产业要素集聚水平较低

一是高精尖人才结构性短缺。一方面，现有教育体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岗位需求匹配度不足。受制于教育体制和就业压力等因素，高校现行的人才培养方向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部分前沿学科和专业仍处于空白状态，特别是当前紧缺的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培育不足，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另外，我国职业教育建设水平较低，专业重复建设和“纸上谈兵”的现象突出，导致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引进人才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近年来，各地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引入大量海外人才，但如何确保引进人才的质量、保障引进人才的利益、激发引进人才的活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引进人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赋能尚未得到有效释放。

二是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尚未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高精尖技术的产业化，在初创期需要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对资本的需求较高。同时，大部分新兴产业企业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的特点，这与传统商业银行信贷追求安全性的原则不符，导致上述企业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渠道获得有效资金支持。风险投资由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突出特点，已经成为各国高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我国创投体系尚未健全，在实践中出现了包括系统性法律法规缺失，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进入渠道不畅，政府引导基金投向高度集中，退出渠道有限等难题，创投资金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

（一）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一是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协同发展的基础研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需求把握、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研究资源调配上的优势，聚焦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重点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加大对企业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 进一步强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设立政企联合基金等方式为企业提供研发资金，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投贷联动、科技保险等方式推进金融资源与创新资源的有效链接。加大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鼓励各类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参与国际性基础研究学术会议及论坛，组织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等方式整合全球智力资源，有效攻克基础研究难题。

二是推进技术创新协同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发挥国家在技术创新的基础引导作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高水平技术共生创新平台，强化公共创新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鼓励链主型企业联合链上企业共同打造创新联合体，赋能链上企业协同创新，有效缓解部分中小企业创新难、产业链上下游供需不匹配等现实问题。

三是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首先，推进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和深交所科交中心三大国家级技术要素市场与区域性、行业性技术要素市场互联互通，促进技术要素在更广范围内流动，提高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同时，完善各技术要素市场服务体系，通过与企业共建转化平台、成果路演直播等形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落地转化。其次，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保障。当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仍然存在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评价机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差异化评价，同时充分考虑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即在利润指标外，将科技成果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对前沿学科的开拓作用纳入评价机制，多举措提高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成果转化。

（二）补短板锻长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一是加快攻克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从需求导向出发，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基础元器件和数据库等关键领域，定期编制“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指导目录”，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引领，中小企业做专做精的协同作用，鼓励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竞争赛马等科技攻关，努力实现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重大突破。

二是加快标准国际化进程。发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国际化中的主体作用，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及时抢占部分前沿细分领域的标准主动权。同时，通过对国际标准跟踪研究、参与国际性标准组织等方式，深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体系建设，尽快推动国内各项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的对外合作奠定基础。

三是推进安全科技产业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数据安全等数字风险愈发突出，推进数字安全产业发展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推进数字体系和安全体系的深度融合，面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针对决策、管理、生产等各个环节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威胁，差异化定制各类数字安全产品和服务，有效提升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三）推进产业布局优化，提升产业集群水平

一是强化产业规划顶层设计。各地政府在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时，应当厘清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本地产业的发展特色，形成主业突出、多元反哺的产业发展格局。同时，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稳健发展阶段，在培育新产业时应注意存量优化和增量优质：一方面，应继续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实力的产业向高水平进阶发展；另一方面，可拓展新空间技术、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产业培育和变革，打造未来产业新优势。

二是强化链主型企业的引领作用。鼓励各地国有大型企业和龙头上市公司承担产业链链长职责，利用自身在技术创新、资本集聚、人才招引等方面的优势，深化开展上下游企业合作和资源共享，赋能链上中小企业发展，推进产业链整体水平提升。同时，“以商引商”推进产业链延伸。以链主型企业为翘板，围绕新兴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纵向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横向联合产业链配套企业， 重点引进“隐形冠军”“专精特新”等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企业，从而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形成一链、辐射一片”的效果，有效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四）促进要素资源集聚，优化产业营商环境

一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首先，推进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融合发展。鼓励研究型大学设置交叉型专业，填补前沿领域创新人才的缺失，深化职业教育院校产教融合发展，以“订单班、冠名班、定向班”等方式加快高技能人才对区域新兴产业的供给；其次，完善人才招引机制。政府可通过与专业人才招引机构合作、构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等方式，提高人才招引质量和效率。同时，推进“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同步优化，为引进人才提供高水平研发平台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进一步激发引进人才的创新活力。

二是构建多元融资体系，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育婴所”与“加速器”。在企业初创时期，应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作用。在资金来源方面，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并探索完善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市场化募资渠道，充分发挥保险、理财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在退出渠道方面，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建设，探索完善包括底层数据、专业估值服务、国有股权转让规则等在内的S 基金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落地实施。同时，应持续推动金融创新，赋能各类主体发展， 如推动结构债券工具、并购支付融资工具、中小企业金融工具等创新产品持续扩容，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跨境金融等新兴领域打造更加多样化的特色融资产品。

（作者章晓洪系温州商学院副校长、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导，中国上市公司论坛主席；傅亨妮系温州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教师；汪占熬系温州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第11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