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区域分布不太均衡。

2.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但互联网企业占比有待提升。

3.企业成立年限整体较长，但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

4.高水准称号企业较少，但发展后劲充足。

基于宁波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化转型的现状、实地调研的企业发展问题和诉求以及先行城市的经验，本文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技术因素：政府统筹规划，打造产业生态服务体系

一是打造产业生态服务圈，引导行业标准的制定。宁波市数字化服务商正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政府可以从供给侧整合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打造一个分类分层的多维利益共同体。具体可借鉴东莞的做法，设立数字化赋能中心，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对数字化服务商进行监督和管理。由政府引导、行业协会主导制定统一的行业技术和服务标准及硬件服务商统一的资质评定标准，避免产生数据孤岛和保证数据安全。

二是实行数字服务化转型伙伴计划，提供分级化精细菜单。政府可以采用多方联动共建云课堂，专设知识库和案例库，按需求、分阶段提供精细化辅导，从政府端、行业端、企业端联动进行持续宣导。政府还可以借鉴苏州的做法，推行“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根据企业不同规模提供分级化“智改数转”菜单，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门槛。

三是产业集群和企业集聚协同，形成宁波数字服务化转型后发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试点集群和试点企业，让数字化服务商有机会应用及迭代数字化产品，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深度，最终形成可以复制推广的宁波模式。宁波市可以借鉴东莞的做法，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创新模式，还可以借鉴合肥的做法，围绕重点产业园区，规模化带动园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组织因素：建立多维赋能体系，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动力

一是定期开设多形式培训班，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可以利用赋能中心、云课堂等多途径宣贯，提高中小企业对数字服务化转型的认知水平，能够客观对待数字服务化转型。同时，可以借助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等加强对二代企业家的数字服务化转型的培训和宣导，提前积蓄力量。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实力、有想法和有情怀的数字化服务商，加快建立供需订单对接平台，形成产业集群的数字服务化转型。

二是提高供需对接的精准性，分类满足企业前期需求。由政府主导，宁波市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牵头，提前统一摸排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意愿，形成数字化转型程度、意愿和升级的详细摸排清单。还可以系统开展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比较相关的培训，比如精益管理，工业4.0等，从降本增效的角度，激发企业内在需求。另外，宁波还可借鉴东莞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企莞家”和合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羚羊”，政府牵头或主导打造数字服务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优质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无缝链接供需双方。

三是探索数字服务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宁波市可以借鉴苏州的做法，以数字服务化转型的中小企业为主，政府和行业协会为辅，数字服务商和高校联合提供师资，多方联动，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云课堂学习”、“项目培训”等多种形式，建立起数字服务化转型复合型人才库和人才蓄水池。

（三）环境因素：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实现多方合作长期共赢

一是优化专家顾问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宁波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在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续可以增加行业诊断专家，提高供需对接效果。同时，可以组建市级、区级层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专班“一把手工程”，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

二是分层分类给予研发补贴，激发各参与主体自主创新活力。政府应根据企业发展特征，制定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服务化转型激励政策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政策，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实施政策效率和效果。另外，政府可以通过逐步投入、分批补贴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和服务商提供补贴和奖励，在发挥引导作用后逐步减少补贴直至退出，最终实现中小企业和服务商协作共赢、“造血”自生的企业数字服务化转型过程。

三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障中小企业数字服务化转型的可持续性。政府在认定和遴选优质数字化服务商时，要特别侧重构建和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评价体系。另外，政府可安排专人或系统跟踪数字化转型进展及补贴发放情况，尽快落实专项补贴政策。同时，要加强数据要素在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通互联，对自愿共享数据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或激励政策，引导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字化服务商共享数据资源，共同助力宁波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服务化转型。

 (本文节选自2024年5月《宁波经济·财经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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